2023-11-07 14:22:46 | 来源:《文艺争鸣》2021年第8期
路遥 1991 年 12 月在西北大学的演讲
整理者:焦海民
我是陕北清涧县人,出身于农民家庭,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。小时候,家里人口很多,弟兄姊妹八个,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。家里很穷,我是老大,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,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。
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,父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,性格很软弱,活得很窝囊,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。小时候,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,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,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,警告我不要惹事。所以,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,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,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。
既然要活下去,就得靠自己。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,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,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。人很小,在家里也无所作为,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,那地方吃的东西多。
七岁时离开家庭,由父亲带着,心里很难受,感到孤独。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,穿着破烂的衣服,一双新鞋,穿起来特别艰难,底层都穿破了。一路上要饭吃,到伯父家,父亲只揣两毛钱。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,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,街道上空无一人,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,穿着破烂的衣服。父亲掏一毛钱买一碗油茶给我喝,还找五分钱。三十年来再没有在这个城里停留过,再也不想停留,不想再走那条石板街。
赶到延川县伯父家,伯父也是农民,没有孩子,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。上学很艰难,很穷。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,可以回家吃饭。当时,衣衫褴褛,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,有人恶作剧,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,惹得大家哄堂大笑,我很伤心。小学念完后,就上中学。伯父不让上,他没有孩子,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,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。
路遥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手稿
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,谈我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这两部的情况。
《人生》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,已成为历史了,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,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,是不成熟的东西,但还能继续。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,这是一部有挑战性的作品。
大学时,不正常上课,靠自己学,零零星星地学。那时是影印的教材,自己明白这些都是不值钱的东西,给老师留下了坏印象,经常不上课,只有一两个课去上,那是出于礼貌,和老师关系好。我自己制订了严密的学习计划,学习靠自觉,这很重要。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,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,这是个别情况。那时候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: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?怎样生活?混,很容易,但我不愿意那样,自己得对自己负责。学习计划很严密,自己学俄罗斯文学、欧洲文学史、中国文学史,这些比较可靠,是些代表性作品。沿着这些,自己找书读,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。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,这是我的正式时间。另一种在阅览室,买个饼子,不出来,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(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有好多杂志都停刊了),几乎所有文学杂志,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。
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,好人是好人,坏人是坏人,古代就不是这样。对“十七年的文学”也不满足,但我应该怎样,这时还没形成。“四人帮”打倒后,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,我还不满足,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(好人成为坏人,坏人成为好人)。从艺术上来说,很简单,离文学比较远,我就想尝试一种有挑战性的东西,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。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,刘心武、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,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,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。我有勇气,有信心来挑战,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是《人生》的思想背景和动机。
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,最起码对中篇来说,我会提供新的东西。写作处于封闭、狂热的状态,《人生》是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,共花费21天。身体好,大小便不行,鼻子、嘴溃烂,写作是一种熬煎。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,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看我在干什么,认为我是神经病,就给县上领导反映,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在写东西,不让打扰。那是全身心的投入,睡觉时睡不着,工作十八九个小时。(完成后,)背着手稿走了一圈。《人生》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,结果引起了争议,我当时就意识到,我知道会是这样的。
《人生》写完后,导致了我的灾难性生活,因为这打乱了生活,来人,电话,电报,各种各样都来,十分烦乱。不同剧种,包括电影电视,都来人,要求改编。有时候一封电报半夜打来,以为是家里人死了。原来是一个导演,简直气得你没办法。我很痛苦,我不是圣人。这样,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。当然,我努力工作,就希望得到回报,我不拒绝红地毯、鲜花、荣誉,但长期陷于此,我就很寂寞,人的劳动就想取得成果。一个人真正的快乐在过程中,不在结果。所以我这时特别怀念创作生活,不愿过这种热闹的生活。
我性格孤僻,不愿接触社会,一遇到困难,就回到陕北的沙漠。沙漠是我很向往的地方,一个人长时间躺在那里,感到博大,思想延伸很远,看清自己,做出判断,规划下一步怎么办。必须脱离这种生活,过另外一种生活,不能混着活下去。这时想起了十八九岁时,记起要做一件大事,而做这件大事时,必须在四十岁以前。梦想随时间推移而消散,但具备一定条件后,少年的梦想突然就会闪现,许下个愿、诺言,或者吹过一个牛皮,于是作为严肃的问题提到面前,开始就考虑困难很大。《人生》才十三万字,而这(指多卷本《平凡的世界》)是多卷的大规模的东西,能驾驭得了吗?
这一部有两个困难。首先是漫长的过程,很长一段时间,将要在文坛上消失。这样的牺牲,如果有成绩,是安慰:如果失败,就完了,葬送了自己。这种决定是人生的赌博(这个词恐怕用得不恰当),把青春押在赌注上,这意味着把最好的年华投入不可知的环境里。
离开了暖融融的《人生》,到冰天雪地里。有人说,《人生》是不可逾越的高峰,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。我很不服气,我必须试图跳过,人就是要保持这种劲头!朱建华一样,挣扎着跳了几年,最后还是跳不过去。
从沙漠出来,我觉醒了,义无反顾,是刀山也要过去,不顾一切地投到这部作品里。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,一步一步来,给自己制订了阅读一百部长篇的计划。这次是带着目的来阅读,看能不能发现新东西。在准备过程中,对未来的创作的精神状态,不按任何人的方式来创作,我把它叫作“无榜样意识”,但这必须在有无数榜样的基础上,自己先找到榜样,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。任何地方都有书,厕所里也有,十之八九全读了,有些做了重要阅读,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读了三遍,《创业史》读了七遍,一边是学习,一边有意识地挑剔这些大师。柳青是重点,我专门挑剔。如柳青认为人物应不慌不忙地出,我就不同意。人物应在最关键、紧要处出现,出现早的话,表现机会多,性格就丰富了。杨有志出得晚,太晚了,蛤蟆滩出事,他到哪里去了?在阅读中进行某种挑剔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反映1975-1985年农村、工矿、城市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,全景式。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是中国转型期的前奏,充满了密集性的社会事件与政治事件。要求特别详尽的背景材料,故事可以编。翻报纸,《人民日报》《陕西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《延安报》十年的合订本。堆了半房子,一天一天翻,做笔记,在整个描写过程中,我可以在笔记上找到各种事情,这样故事就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基础上。
另一种准备是生活。生活尽管熟悉,但我要重新到位,细细看,譬如一个烧砖厂,我经常去,看扒土、打坯、倒坯、进窑、烧火,还有查阅贷款、税收等资料。有时趁人不在,偷着撕一张税务发票夹在笔记本里就走,能用就用,经常就带着美国总统那种皮包,进村时,带着两个大箱子。(补充:前面说到阅读时,除长篇外,还读专业性书,知识性的小册子。)每回回来,衣服脏了,回到宾馆,躺在红地毯上,洗个澡,舒舒服服,然后又进村,住饲养室。还有不熟悉的生活,如煤矿,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矿里写,可以逐渐熟悉,为下两部做准备。在铜川煤矿,兼了个宣传部副部长,不过很对不起,从来没有到位,不知道上下级是谁。这里几万人,生活条件差,一间小会议室改作卧室兼办公室。这里食堂只有米饭、馍、咸菜,连鸡蛋、豆腐都没有(我平时不吃大肉,靠鸡蛋维持)。唯一的蔬菜是大葱,写作艰难,想起来不寒而栗。晚上只睡五六个小时,起来还得走到桌子前,继续写,我自己来说服自己,像哄小孩一样哄自己。看见桌子,像上沙场一样
《平凡的世界》改编影视剧剧照
这并不是特殊的劳动,任何人都要对生命抱有正确的态度,作家这样,农民也是这样。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的父亲,虽然懦弱,但很会劳动,种地时,把什么都准备得尽善尽美。拔草锄地,讲究美,他说从任何地方看去,都显得一行一行,很美,曾经在地头种南瓜,说这不一定是为了吃,一到秋天,地头一行一行都长满了瓜,这“好看”。这就是审美!他干活时,有贪婪精神。
我认为每一个人,不论搞什么事,都可能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好,一个人最后的价值不在于干什么。我如果当木匠,全力以赴,也会是第一流的木匠。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过程中,不是在结果中,结果并不重要。如果论结果的话,人都要死,而且地球也要崩溃,更广阔地看,没有什么伟大与渺小。
路遥(1949—1992),本名王卫国,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人,中共党员。年幼因家贫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。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,1968年回乡劳动。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。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(1993年,更名为陕西省作家协会)党组成员、副主席、《延河》杂志社编辑。代表性作品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《人生》分别获得第一、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,长篇巨著《平凡的世界》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。被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“改革先锋”称号,被中宣部等部委授予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。
后记:这是1991年纪念“一二九”系列活动时西北大学中文系社团邀请路遥所做的演讲。当时是我和班长联系并去请来路遥的,黄昏,叩门而进,路遥正在书桌前等待,抽着烟,屋内烟雾缭绕,桌上还有一搪瓷茶缸浓茶,出门时,他猛喝一口,说声走,然后我们一起下楼。到西大的7号教学楼时,天擦黑,偌大阶梯教室,人已坐满。班上几个同学都在前排,我做记录,那时无电脑,只能手写速记。约半年后,路遥去世。后来,我把这份当年的记录找出来,整理了好几天,贴于博客之上。再后来,这篇速记整理稿在网络的各种地方都可以见到,但多未注明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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